我国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遗著《哲学的希望》于2018年岁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4月26日，“叶秀山先生遗著《哲学的希望》出版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931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西方哲学优势学科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围绕叶先生遗著展开了纯粹哲学的研讨，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方式纪念叶先生。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齐研究员主持，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词。王立胜书记高度赞扬了叶秀山先生在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对中国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特别强调了叶先生遗著《哲学的希望》对建设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兼容并蓄地发展中国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在题为《哲学的希望》的发言中，从“哲学的起源”和“哲学的危机”谈到“哲学的希望”。他指出，从古希腊“为知而知”的“非实用”精神中才能诞生哲学和科学，这和其他民族“学以致用”的“实用”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古代所有科学都是哲学，直到17、18世纪科学与技术结合，哲学开始与科学分化。当今哲学学科看似繁荣，实则因哲学作为精英文化和当今大众时代的矛盾以及哲学学科技术分工过细而面临巨大的危机。但危机或许同时也意味着机遇和挑战，就像叶先生的遗著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若要真正做到“无问西东”，仍需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慎研究员在题为《传统与思》的发言中，基于和叶秀山先生共事多年的深入理解，重点讨论了《哲学的希望》上编第10章的基本思想，肯定了叶秀山先生强烈的问题意识、纯粹的思考方式、广阔的格局和视野。她指出，叶先生的研究立足哲学史，《哲学的希望》的每一章其实都是一部小的哲学史。但叶先生从不局限于传统，而是以极富创造力的方式不断地开辟新视野，比如叶先生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挖掘出“希望”的维度，从法国现象学当中汲取重新理解西方哲学史的新视角等。在《哲学与希望》的下编中叶先生转向中国哲学，这个思想转向看似在2007年之后才发生，但其实叶先生始终热爱书法、戏剧等中国传统艺术，一直致力于贯通中西传统，让哲学说汉语，叶先生晚年转向中国哲学，其实是回到他思想中更深的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秋零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哲学与自由》。李秋零教授首先回顾了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这两本经典著作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哲学专著，在学界和青年学子中间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对叶先生提出的“纯粹哲学”进行阐发，认为所谓纯粹哲学就是要追求哲学的自由，而哲学本身亦是关于自由的学问，这个宏大的目标并不是抽象空泛的，而是要回归哲学的本真状态，这种关于纯粹和自由的理念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很深的根源。然而遗憾的是，叶先生在遗著中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希望问题，但由于是遗著，这个意思未能完全展开，有待同仁后辈继续探索。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在题为《叶秀山先生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希望”》发言中指出，只有“纯粹”的哲学才是有希望的哲学，这是叶先生遗著《哲学的希望》的含义。邓安庆教授用生动的例子展现了叶秀山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纯粹品格，回忆了90年代在山东大学跟随叶秀山先生学习、后来在治学道路上得到叶先生热情鼓励和关心帮助的经历。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在题为《希望的哲学与哲学的希望》的发言中，首先对“哲学工作者”和“哲学家”做出了区分，认为哲学家需要一种将一切学识以天赋能力进行整合和升华的独特才能，需要敏锐的眼光、广阔的学识、和超凡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叶先生就是一位哲学家。江怡教授进一步指出，当欧洲哲学面临种种危机的时刻，中国哲学迎来了自身的希望和机遇，国内学界未来的使命和责任是发展“希望的哲学”，其核心就是叶先生自己在著作中提出的哲学的三种境界，即“作为智慧的哲学”、“作为自由的哲学”、和“作为存在-生活的方式哲学”。叶先生特别关注人之存在的时间性和生死问题，这对我们反观自身、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也是有益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在题为《纯粹哲学什么样？》的发言中，对叶先生倡导的“纯粹哲学”做出了多种可能的理解。首先，从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角度，可以把“纯粹”视为与“实用”相对立的概念，哲学不是useless、而是useful的学问，但却不practical。第二，“纯粹”可以指纯粹的形式，即“先天的”(a priori)的知识体系。第三，“纯粹”还可能指“先验的”−transcendental，即独立于经验的客观性，接近胡塞尔哲学。第四，“纯粹”还可能指“重言的”−tautological，即可从前提分析出来的知识。最后，“纯粹”又可能意味着“自指的”−self-referring的、自相关的。哲学不增加任何东西，哲学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思想神话。
第二场研讨会“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追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詹文杰副研究员主持。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追忆了叶先生直爽而纯粹的品格、严谨的学术态度，认为叶先生充分体现了金岳霖式的哲学传统，即“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精神。王路教授认为，叶先生晚年转向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是因为叶先生这一代学者所拥有的家国情怀。
安徽大学哲学系主任张能为教授在题为《秀山藏情怀，叶高天地远——与叶先生结缘及<哲学的希望>》的发言中，总结了叶先生遗著的三大特点：中西融合、古今汇通的宏大视角；深切关注中西哲学的根本问题并试图解答之的努力；叶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当中的黑格尔影响的痕迹。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于奇智教授在题为《爱智贵在会通融合——读叶秀山<哲学的希望>》的发言中，就叶先生特别推崇列维纳斯的哲学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回应。列维纳斯超越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将伦理学确立为第一哲学，这种伦理学尊重他者、尊重差异性，可谓“差异哲学”，叶先生正是这种“差异哲学”在中国的第一位伟大开拓者。在中西理路会通方面，叶先生与列维纳斯是知己、是同道。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李文堂教授在题为《叶先生对理念自由的追问》的发言中，深入挖掘了叶先生对“理念的自由”的思考，指出这种“理念的自由”源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光的形而上学”，在柏拉图“摆脱经验世界的自我解放”中有其根源，后来在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哲学体系中均有体现。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杰教授在题为《向叶秀山先生学习，如何历史性地做哲学》的发言中，指出叶先生是以历史的视角来切入哲学，同时也是以哲学的方式去做哲学史，从而避免了20世纪分析哲学过分专业化、去人格化、去历史化的缺点。刘杰教授认为，叶先生有能力拯救哲学，解答当代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在题为《让哲学讲中国话——怀念叶老师》的发言中，讨论了“哲学”这一概念所体现的希腊精神的独特性，以及古代中国是否“有哲学之实、却无哲学之名”的重要问题。吴国盛教授指出，叶先生的贡献之一在于唤醒了汉语“沉睡”的哲学潜能，让汉语从“沉睡”中“苏醒”，进行自觉的哲学思考。换言之，叶先生工作的开创性，在于他用地道的汉语，在中文语境下讲授和研究哲学，这对于后辈学者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垂范作用。
第三场专题讨论“中国哲学的特点和机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副研究员主持，共有7位发言人。首先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珂平研究员，题目为《中国哲学的机遇何在？——与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商榷》的发言。王柯平研究员认为，叶秀山先生是现代中国培养的最重要的哲学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期，即，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传入中国、并和中国传统思想相遇的时代。王珂平研究员倡议学界同仁开展对叶秀山先生思想的系统研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汝伦教授在题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的发言中，强调叶秀山先生的遗愿是中国哲学研究能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张汝伦教授指出，“纯粹哲学”和关切现实问题的道德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相对，关心“存在”、“一和多”、“有限和无限”、“超越与自由”等更为根本的问题，看似无用，实有大用。张汝伦教授特别强调，现在国内哲学研究因为分工过细，造成了研究领域过分精细化和狭窄化、甚至把原本追求智慧的哲学当知识来寻求等严重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界同仁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不足，同时学习叶秀山先生的精神，以“融会贯通”这一目标来研究中西哲学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静研究员在题为《叶老师的中国古典哲学视野》的发言中，探讨了叶先生是否真正实现了贯通中西哲学传统这一目标的重要问题。她指出，叶秀山先生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解读，可能存在“非历史化”的倾向，即，叶秀山先生可能忽视了不同哲学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变化。最后，陈静研究员特别提到叶先生对董仲舒和邵庸的评价，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定位，即，和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并不遵循“自下而上”的进程、在“物理学”(physics)之后追寻超越它的“形而上学”(即meta-physics)，而是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以“天学”或说“玄学”统罩万物。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在题为《叶秀山先生的“中国哲学机遇”命题与诠释学实践路径》的发言中，回忆了叶秀山先生在山东大学三年的教学历程，指出叶秀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并非对不同传统、不同经典的表面比较，而是从新的视角对中西理念的融会贯通，而这个新的视角就包括了诠释学。傅永军教授特别讨论了“西方之落日”和“东方之朝霞”这两个重要隐喻，指出哲学的危机时代也蕴含着哲学再生的希望，而在与西方的会面中，中国哲学将迎来自身觉醒和发展的机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在题为《东西方文化会通的“瞬间”——读叶秀山先生的<哲学的希望>》的发言中，回顾了叶秀山先生《思•史•诗》一书以及“通”对80年代学界造成的强大冲击力。叶先生哲学思想之“通”，首先在于他一直在追问根本性的问题，而从不让自己局限于作一个技术性专家，例如叶先生对列维纳斯的关注和重视，以及对犹太教-基督教差异性的敏感。这种“通”还在于叶先生以典范性的著作，丰富了汉语的思考和表达层次，让汉语词汇超越了日常用法中的原义。最后，叶先生的“通”体现为他向后人开启了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理路，指明了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强研究员在题为《叶先生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的发言中，着重讨论了“混沌”的隐喻，指出混沌是“存在者”和“非存在者”的合一，也是“时间性”本身，不同哲学传统“凿开”混沌的方式是不同的，西方哲学从时间性中开显出了空间性，由此发展出了形而上学传统，而中国具有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开凿”混沌的方式，从而更多地保留了“时间性”，这体现在中国思想对历史的重视，史学发达并承担了哲学的功能等等。跟傅永军教授一样，张志强研究员同样关注叶先生在书中提出的“朝阳”和“落日”的隐喻，指出当面对正午时刻的西方哲学时，才出现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个问题，而在当今西方哲学的落日时刻，中国哲学则面临着新的机遇和希望，落日也意味着玄思和重生，至暗时刻背后蕴含着未来的曙光。
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在题为《哲学何以是纯粹的？》的发言中，回顾了叶先生创设“纯粹哲学”丛书的历史，并对“纯粹哲学”的涵义进行了阐发，认为“纯粹”二字最能描述叶先生的哲学思想，因为叶先生的哲学始终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超越时代烙印和世俗功用，不需借助他人承认而自身就具有独立性，体现了自由的精神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其次，叶先生的哲学是关于“无”的科学，这种哲学绝不困守或迷失于对有条件者、有限者的追寻，而旨在追寻无条件者、无限者，这就是“整体性”和“自由”，而用来探究这些根本问题的“纯粹哲学”的概念体系，既包含了一般的科学概念，也包括提示性的语词和符号（比如叶秀山先生著名的引号），这类语词和符号被用来提醒读者——文本语境中的语词已经超越了日常用法、超越了自我同一性，而另有更深的所指。最后，叶先生的哲学重启了国人的哲学思考，让国人直面最基本、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把构成我们基本思考方式和经验方式的汉语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提升到第一哲学的深度。
在三场专题研讨之后，与会专家学者进入了自由发言和讨论的环节。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提出，叶秀山先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是一位注重“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的学院派哲学家，同时，叶先生持续关注和开拓新的哲学问题，这一点特别值得同仁和后辈学习。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郭大为教授借用叶先生“保持就是创造”这句话，指出先生80岁高龄仍保持哲学家的好奇心，这是他在思想上能够不断创新的关键。同时，叶先生通过不断回溯哲学史来讨论东西哲学的根本问题，这种返本溯源的方法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路径，而“纯粹哲学”的立场也蕴含着未来的希望和新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宋继杰教授则认为，叶先生的哲学更应该被称为“自由哲学”，而非“纯粹哲学”。叶先生在出版《思•史•诗》之后进入思想大爆发的黄金时期，他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点，贯通了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尝试着打破哲学史上历史的先后顺序，让哲学思想之间相互化解。作为叶秀山先生的学生，宋继杰教授正式预告了《叶秀山全集》（共计11卷，600余万字）的编辑出版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崔唯航研究员用“无尽的学与思”和“通”高度概括叶秀山先生的哲学成就，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在于能否延续叶先生的精神，自觉追求对中西哲学传统的融会贯通。
在热烈紧张的研讨期间，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结合自己与叶秀山先生的交往，追记了叶秀山先生高尚的品格、严谨求实的学风和不断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哲学的希望》为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然，作为遗著，书中不免有一些微言大义但却未能进一步展开的问题，需要学界同仁在今后共同努力探索，这是对叶先生学术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扬。作为当代哲学家，叶秀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值得学界系统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先生的学术贡献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