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前最后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胡塞尔借助“生活世界”概念反思了现代实证科学带给我们的世界图景。尽管胡塞尔从1920年代初就开始对“生活世界”“自然的世界概念”“素朴的经验世界”等进行专题考察,但在“欧洲科学的危机”这一思考背景下,“生活世界”还是获得了新的批判性面貌。
生活世界进一步的意义源头
在胡塞尔的科学史叙事中,伽利略脱离了在经验历史中的个体性,成为了现代自然科学家的经典形象。正是他为自然穿上“理念的外衣”,实现了自然的彻底数学化。这一操作首先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转化成客观的、自在的理念世界,进而对自然进行精确的量化表达,并用封闭的公式演绎体系来映射被假定普遍存在的因果作用。最终,自然成为完全可被计算、预测、操控之物。但正是这一系列科学革命也造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秩序崩溃后的意义真空。作为“发现的天才”和“掩盖的天才”,伽利略一方面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空前发达,另一方面也让抽象的符号游戏暗中代替了现实可经验、可直观的感性世界。人们一旦遗忘了这个客观的科学世界在直观经验中的起源,将实证科学提供的世界图景当作唯一的真理,就会放弃对于意义问题的解答,陷入巨大的虚无感和无所适从之中。
胡塞尔希望经由对客观科学态度的悬搁,使“生活世界”这一原初直观世界展现自身。而人们在其中认识、实践、交往、创造、产生情感、从事职业等的生活世界仍然有进一步的意义源头,即具有意义构造能力的先验主体。这一匿名的、深层的维度在先验现象学的洞察之前一直被遮蔽着;而对生活世界的揭示可以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展示先验主体的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反思了自己在《观念Ⅰ》中提供的笛卡尔式现象学还原道路:“……那条道路虽然通过一种跳跃就已经达到了先验自我,但是因为毕竟缺少任何先行的说明,这种先验自我看上去就完全是空无内容的。”当我们从“我思”一侧出发进行现象学还原时,很容易忽略自我与世界总是时刻缠绕在一起的。生活世界恰恰是为“我思”提供内容的实践根基,而自我则是使世界具有如此丰富意义成就的源泉。胡塞尔试图展示的正是“生活世界—先验主体”这一先天关联结构。在此关联结构中,我们关心的也不再只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世界,而是生活世界对我们显现或者“被给予”的多样方式。它首先意味着我们总是已经在其中生活的、熟悉的、不言自明的、预先被给予的总体视域;其次,对于不同层次和存在方式的主体与共同体,世界的显现方式又各有不同。通过向着意义构造源头回溯,胡塞尔恢复了一个作为人类生存家园的、我们对其负有责任的意义世界。
生活世界进行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步骤
《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起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危机》其实是胡塞尔后期整个思想体系的一部“导论”,那么胡塞尔的思想意图就会更加明确。然而,1938年胡塞尔的猝然离世似乎使得《危机》所昭示的思想可能性未及充分展开。因为按照胡塞尔在1930年代的思路,从生活世界出发的现象学还原之路能够揭示出“生活世界—先验主体”这一无限广阔的理论空间。而这一探索以“世界构造”问题为核心。当代著名现象学家莫兰就指出:“胡塞尔的后期现象学正确地被他的学生欧根·芬克刻画了,后者在他1933年的文章中强调,胡塞尔首要关心的是世界的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world),以及芬克称作‘世界的起源’(Ur-prung der Welt)的东西。对于胡塞尔来说,意向经验的核心谜题就是世界是如何被给予我们的,‘世界—意识’何以可能。”这里的“构造”不是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创造”或者“制作”,而仅仅像舒茨、扎哈维等人指出的那样,意味着对于意识生活的结构性澄清、阐明、表达和展示。就“世界构造”问题而言,我们不仅对世界意识的层次结构进行静态思考,还追问意识生活之历史的沉淀物(sediments)如何在时间之流中生成,最终把一切所思(cogitata)回溯到持续的意识生活之意向运作(operations)上。
尽管作为先验现象学“导论”的《危机》未能展开“世界构造”的具体环节,但胡塞尔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的数千页手稿中,已经从各个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胡塞尔在1930年与芬克合作撰写的“先验现象学体系”构想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展开这一问题的指导线索。总体而言,对生活世界进行现象学还原需要经过两个基本步骤。其一,向先验主体间性进行还原。世界从来不只是孤独自我的世界,而是“我们的”世界。处在社会、历史中的人们共同参与着世界意义的构造。如果没有人们在漫长历史中进行的文化活动,我们就无法想象纯粹的自然物如岩石、泥土等如何能够作为雕像、石碑、神庙、楼群获得精神意义,更无法想象语言的使用、社会规范的建立、艺术作品的创作甚至对客观对象的知觉等如何可能。我们既需要说明对“他人”的经验何以可能,也需要说明对“我们”的共同体经验如何形成,进而澄清集体意向性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又如何生成具有历史性的传统。其二,构造着世界意义的先验共同体最终也要向着具有意义构造能力的先验主体还原。因为在先验现象学的架构中,无论是对他人的经验,还是对共同体的经验,最终都要落实到“我”的第一人称意识中。之所以我们会将世界看作蕴含着丰富意义和复杂结构的总体视域,而非单纯感觉材料的堆砌,恰恰是因为意识具有意向性的综合能力。后期胡塞尔用术语“功能主体性”(fungierende Subjektivitat)来刻画这样一个既能够进行主动的认知、实践活动,也能够在被动综合中自发生成视域经验和意向历史的自我,其最根本形态就是从“活的当下”(lebendige Gegenwart)中涌现的、具有时间性形式的绝对意识之流。胡塞尔在《C手稿》中展现了“世界”和“世界体验”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世界经验和世界认识方面的原现象(Urphanomen)……是主观地具有世界(Welthabe)的、主观地预先被给予的世界之物的赫拉克利特之流,不管这个世界之物是运动或是静止,是一如既往地变化还是保持不变。”
“世界构造”问题的最终体现
由此,“世界构造”问题最终就体现为,我们如何从绝对时间意识之流出发,阐明生活世界的层次结构、发生机制和显现方式。而在这个进程中,世界的构造是与自我的构造、共同体的构造一道展开的。胡塞尔曾提出过先验主体的“自身客体化”(Selbstobjektivation)问题。也就是说,自我不仅是在时间性结构中持续得到充实的体验流,而且是在时间化的进程中有着身体、习惯、性格、兴趣、本能,在同他人的交往中习得语言、实践能力、技艺、社会规范的“人格自我”。关于共同体、他人的经验也以多种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例如从出生时就和父母建立起最原始的亲子关系、经过亲人的指导学会语言和行为规范、沉浸于文化世界中并受其影响、受到家乡世界和民族世界的习俗与文化熏陶,等等。身体的不同状态和运动方式、实践的不同能力和目的、职业的不同态度和思路都会让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显现方式有所不同。世界并不像实证科学所描绘的那样,只有一种“真实的”面貌,而是说,有多少种世界与先验主体间的关联方式,就有多少种世界的显现方式。就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既可以考察成年人的世界,也可以考察儿童的世界;既可以考察亚洲人的世界,也可以考察欧洲人的世界;我们还可将视野推至生命的各个阶段,如出生、死亡、睡眠、无意识等,它们都参与着生活世界现象的组建,有着先验的构造性作用。不同的世界视城既可发生冲突,又可在融合中敞开新的可能性视域。生活世界作为一切视域之视域,也潜在地调节着人们对于各个局部世界的经验,使其获得融贯性。
胡塞尔一生没有放弃为意义世界奠定理性根基的追求,这一理想最终体现在晚年围绕“世界构造”展开的先验现象学体系构想中;“生活世界”又为这一构想提供了一条最为充分的现象学还原之路。对于胡塞尔来说,澄清生活世界的可理解性和明见性基础是一个十分艰辛但又必要的任务,也是理性主体尊严和责任的体现。尽管随着现象学还原的深入,理性一次次触及自己的极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理性本身的否定与质疑。相反,每一次更深层的还原,也为我们揭示出因为过于熟悉而被我们忽略的意义层次。世界和自我的疆域就在持续的探问中不断延展,以持续更新的方式回答着“认识你自己”的古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