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武汉] 知识与价值——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2021年）年会”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成功举办
2021年6月19日至20日，“知识与价值——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2021年）年会”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会议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承办，来自五十多所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包括6月19日上午的开幕式主题发言、6月19日下午至6月20日下午的分论坛讨论、6月19日下午研究生论坛、6月20日下午的闭幕式主题发言四个环节。
6月19日上午，本次会议开幕式在武汉大学振华楼第一会议室举办，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苏德超教授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平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李佃来教授和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先后为开幕式致辞。吴平副校长指出，此次年会积极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也回应了疫情时代对哲学的需求与期待，并强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一路走来，离不开许多前辈学者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也离不开各位专家学者的倾力支持，因此希望中国哲学界能够在学术研究中继续通力合作，进一步推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以及德国哲学学科的发展。
（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平教授为开幕式致辞）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佃来院长以自身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思想高峰，这一高峰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取得的思维成果一道构成了连绵的群山，因此加强对德国哲学的研究，厘清哲学追问从康德、黑格尔进展到马克思的逻辑进程，十分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李佃来教授为开幕式致辞）
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肯定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德国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强调了陈修斋教授、杨祖陶教授、邓晓芒教授等武汉大学的前辈学者为我国的德国哲学研究所做的巨大贡献，并指出武汉不仅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曾经开启中国现代化新纪元的城市，这次的德国哲学年会在武汉大学举办，既是精神的一场探新之旅，也是回归之旅。
（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为开幕式致辞）
会议全体成员合影之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曾晓平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主题发言，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大学张能为教授三位学者分别作了报告。
邓晓芒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黑格尔〈逻辑学〉开端对重建形而上学的启示》。邓教授以“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中西比较”和“语言学之后”三个层次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有-无”开端进行剖析。邓教授认为，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在形式逻辑看来显得“不合法”，但以辩证逻辑的眼光看，黑格尔的论证是概念的逻辑意义和隐含意谓相互叠加的结果，在这种“显-隐”统一中具有作为“变”的运动的合法性。其次，黑格尔以“有”开端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本体论传统的接受，也以中世纪上帝的“全在”的信仰为前提，与中国哲学的“自然无为”有本质区别。最后，邓教授以自己提出的“语言学之后”为视角，评估黑格尔存在论的价值，指出黑格尔把语言的逻辑功能与非逻辑功能结合起来的努力，为当代重建形而上学提供了启示。在互动环节中，面对“‘语言学之后’这一专有名词范围如何划界”的问题，邓教授指出自己所说的“语言学之后”是从旁观者角度考察语言学，不仅考虑语言的逻辑功能，还要考察语言的非逻辑功能（例如修辞学、诗学等），并从人类语言的发生学角度考察语言的两种功能有什么作用，二者处于何种交互状态。因此，“语言学之后”根源还是要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讨论语言的发生、形成以及逻辑形式和非逻辑形式。针对“个体心中的体验如何能够表达出来，被他人理解”的问题，邓教授认为语言的体验是一个过程，类似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绝对的共识，而是一个无穷的发展过程，只有“路标”而没有“终点”。面对“如何比较中西哲学”的问题，邓教授中西方哲学各有长短，他的提出的“语言学之后”是在“夹缝”中寻求突破，在批判中西哲学的基础上寻求重建形而上学的方案，这种批判不是否定，只是划界。最后，邓教授提到，体系的时代虽然结束，但建立体系的时代仍未结束。
（邓晓芒教授作《黑格尔〈逻辑学〉开端对重建形而上学的启示》的主题发言）
傅永军教授作了《经典概念的哲学诠释学理解》的主题发言。傅教授指出，“诠释”主要是文本诠释或经典诠释，因此需要区分“经典”（Klassic/Classics）与“圣典”(Kanon/Canon)：“圣典”承载着绝对真理，主要是作为信仰对象的宗教典籍和作为典范对象的法律文本；“经典”则有历史性概念、规范价值和风格三层涵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所开启的西方社会世俗化过程，使得针对圣典的“解经学”就让位于经典的“诠释学”。经典具有“在当下发生”的共时性品格，一切能被带入当下并产生意义的文本都具有经典性。针对西方经典诠释的祛魅历史，傅教授指出在中国的经典诠释活动中，经典处于诠释者主观世界之外，与诠释者对峙，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的“经典”概念进行现代性改造。在互动环节中，面对“Hermeneutics应采用何种译名”的问题时，傅教授指出该术语共有“诠释学”、“解释学”、“阐释学”和“释义学”四种译名，以思想史的角度说，“诠释学”的译法可能最好，也能够满足汉语翻译中“雅”的考量。针对“如何看待忠实于原文与揭示文本对于当下的意义两种路径的张力”，傅教授提出前者是试图进入作者意图的认识论态度，后者是把握说与未说之间的启示的诠释者态度，应认识到二者的界限，暴力诠释就是一种越界行为所导致的。
（傅永军教授作《经典概念的哲学诠释学理解》的主题发言）
张能为教授主题发言的题目是《伽达默尔与科学知识的理解性》。张教授刻画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Episteme）、创制知识（Techne）和实践知识（Phronesis）的区分，并指出实践知识是人成为人的存在性知识。近代以来，欧洲追求普遍、绝对、精确的科学与技术知识，而忽视了可变、具体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的实践知识，为此，“精神科学”这一概念被提出。伽达默尔结合解释学思想，认为精神科学的特殊性就在于结合人的存在性意义而让事物的意义和真理显现出来。张教授指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普遍性不仅适用于精神科学，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扩展了解释学的视域。依靠解释学的理解性特征，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三类知识才真正贯通起来。在互动环节中，针对Hermeneutics的译名问题，张教授指出，在《说文解字》中，“诠”的概念除了字面解释之外，还有对固定对象（如“圣旨”）的解释的意思，应用范围限定于下级解释上级；相较而言，“解释学”的译名更能体现出解释活动不预设固定意义的自由特征。
（张能为教授作《伽达默尔与科学知识的理解性》的主题发言）
本次会议的分论坛讨论共报告了50篇论文，共分为康德的实践哲学、康德的认识论、黑格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与推进、德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及效应、德国哲学翻译与研究六个主题。
“康德的实践哲学”主题共有10场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宫睿教授以《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看康德人性目的公式》为题作了报告，宫教授认为康德的人性目的论有一种二元结构的模式，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有一个目的结构，据此康德的很多概念（如意志、绝对命令、自律、尊严）才得以可能。厦门大学张会永教授的论文是《康德的“至善义务”与“应当意味着能够”》，张教授认为把“应当”与“能够”的承担者设想为不同的主体——前者针对理性存在者而言，后者需要另一个存在者保证至善能够实现——“至善义务”与“应当意味着能够”不会冲突。安徽师范大学李伟教授在报告《康德“德行诠释学”思想抉微》中提到康德悬置知识以证成道德，因而把诠释学理解为一种求善而非单纯求真的活动，这是一种德行方向的路径。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尚文华副研究员在报告《重新思考康德实践哲学的起点问题——以启蒙哲学体系对基督教相关原理的批判反思为线索》中认为，由于康德无法保证作为整体的个体是善的，因此需要将耶稣视为一个完满的人性（理性）原型。北京师范大学周黄正蜜副教授在报告中《如何完善自己》通过区分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论证了自我完善的选择无需按照道德标准，而只需保留合适性标准，从而在不违反道德法则的前提下能享有更大的空间。北京师范大学朱会晖副教授的论文《康德论天才与鉴赏力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出康德认为天才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审美理念及理性理念，鉴赏力通过结合认识能力来激发天才的创造激情和灵感，二者是互补的，但体现规则和秩序的鉴赏力更重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王咏诗副研究员的报告《技术时代中的人——重思康德“技术上实践的”原则》认为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对技艺有不同说明。古典与现代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奠基于形而上学立场的差异。康德“技术上实践的”原则与“道德上实践的”原则在人身上实现动态平衡，凸显康德将形而上学出发点设定在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人”之上。河南师范大学惠永照讲师在报告《道德切身与性格生成——论康德的“道德愉悦”》中提到道德愉悦不仅使有限的理性者认识到道德与自己的切身性，而且能够增进主体对道德的理性关切，最终促进主体形成一个既愉悦又有德的稳定性格。华中科技大学袁辉讲师以《论康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许可法》为题，认为康德政治哲学著作中出现的种种许可法至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先天允许主体理知地占有客观对象的公设，另一种是暂时允许主体强制每个其他主体从自然状态进入法权状态的许可。东南大学武小西讲师在报告《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对科斯嘉动物伦理学的批评与重构》中寻求康德式动物伦理学的可能方向，在肯定科斯嘉关于“动物是自在目的”的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动物是道德义务的承担者。
（分论坛现场：中国政法大学宫睿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厦门大学张会永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安徽师范大学李伟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北京师范大学周黄正蜜副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北京师范大学朱会辉副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王咏诗副研究员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大学袁辉讲师作报告）
“康德的认识论”主题共有9场报告。安徽大学张广副教授在论文《康德的纯粹理性的历史：理性“完满”的寻求》中认为《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的历史”一章不仅呈现了《纯批》的“要素论”与“方法论”的静态结构分析，也明示了《纯批》为人类理性的未来开创了一个“完全满足”，是一种动态的批判哲学的历史定位。上海学者陈虎平的《先验自我与多层还原》认为康德的先验自我概念依旧是近代形而上学思维的逻辑剩余，是一个不必要的多余概念，可以用多层还原的程序性思维予以取代。西北师范大学大学胡好副教授在报告《再论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系统批判》中提到康德从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三类模态切入，分别反驳了上帝的可能存在、现实存在和必然存在，从而对本体论证明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华中科技大学、李扬讲师在报告《论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反驳》中提出康德关于Sein的肯定意义有四种含义，分别是逻辑上的系词，认识论上将杂多结合为对象的功能，逻辑上对主词的设定，以及认识论上把对象设定在与我的概念的关系，据此来解释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反驳。南京师范大学居俊讲师的论文《康德灵魂不朽问题域中的心物关系探究》认为康德既批判唯理论的灵魂不朽证明，也拒斥经验论与唯物论对灵魂不朽的否证，从而为先验“我思”保留了“我实存”的可能性，也阐明了从实践维度来考察“我实存”的新路径。清华大学罗喜助理研究员的报告《论意志自由与决定论的相容性——基于康德“第三个二律背反”的阐释》依据“两种属性说”的解读，认为人同时具有经验性和理知的品格，分别体现了人的两种不同的存在论属性，并且理知的品格在存在论上为经验性品格奠基，自然与自由因此得以相容。中国政法大学宋博讲师的报告《重思康德的“认识”概念》提出康德的“认识”概念有两种含义，一种以对象指称为中心，可视为“认识”的逻辑学概念，另一种以对象的构成为中心，可其为“认识”的形而上学概念。南昌大学毛九星讲师的论文《对康德“我思”概念的一种现象学解读》认为康德的“我思”概念包含三个环节，在现象学看来就是对象意识、自身意识和自我意识，可以完整地表达为“我-（有意识地）思-对象”。从先验哲学的角度来看，对象意识与自身意识比“纯粹自我”要重要得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唐树生讲师的报告《康德是功能主义者吗？》认为康德的心灵理论与功能主义有本质不同，康德认为心灵具有先验结构，功能主义无法对其进行论证，而功能主义以因果关系为前提，康德认为因果关系是心灵认知的产物。
（分论坛现场：与会学者讨论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分论坛现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松峰教授对报告进行评论）
（分论坛现场：西北师范大学胡好副教授作报告）
“黑格尔哲学”主题共有6场报告。吉林大学韩志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个体性存在及其意义——以〈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为文本依据》，韩教授结合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文本，从民族及其成员、世界历史人物和国家公民三个方面来论述个体性不是外在于理念的一种手段，而是理念的内在有机环节。江西师范大学胡传顺副教授的报告《启蒙与神学的变奏——康德与黑格尔》针对康德是启蒙派而黑格尔是反启蒙派的观点，认为启蒙不等于启蒙运动，康德和黑格尔都曾通过批判启蒙运动重塑启蒙，因此黑格尔是康德启蒙的继承者。扬州大学荆晶副教授的论文《辩证法抑或思辨：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和批判》认为黑格尔区分了亚里士多德的两种辩证法，一种是知性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另一种则是亚里士多德的思辨思想，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与其思辨思想分开来看，二者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本质区别。吉林大学丁宁副教授在报告《黑格尔的自然权利思想》中提到黑格尔眼中的自然权利呈现出双重维度：一种是作为人之自由的直接性显现，具有当下的肯定性意义，另一种是潜在包含着的理智的普遍性，使得这一直接性状态需要被扬弃。山东大学梁乐睿副研究员的报告《理性与符号——论卡西尔哲学的德国观念论根源》论述了黑格尔对卡西尔哲学的影响，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历时性问题与黑格尔精神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问题相呼应，卡西尔对诸符号形式的论述也是对黑格尔“真理即全体”的践行。浙江大学特聘副研究员朱渝阳在报告《“伦理悲剧”与等级重构：黑格尔耶拿早期“市民等级”起源解析》中提到黑格尔援引希腊俄瑞斯忒斯的悲剧，试图在古代城邦伦理与近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之间达成和解，从而利用希腊城邦代表的伦理精神拯救近代世界个体性原则的盛行。
（分论坛现场：参会学者就黑格尔早期文本展开讨论）
（分论坛现场：吉林大学韩志伟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湖南大学丁三东教授对报告进行评论）
（分论坛现场：吉林大学丁宁副教授作报告）
“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与推进”主题共有6场报告。贵州大学张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海德格尔思想之“Not”概念的实质含义》，张教授鉴于既有对“Not”概念的研究没有关注该概念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来源，也没有关注该概念更为古老的含义（“必要”），借助充分的文本证据指出“必要”的含义才是海德格尔“Not”概念的本真含义，并考察了庄子的“无用之用”对海德格尔“Not”概念的影响。湖北大学舒红跃教授以《人工智能：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又一条探索之路？》为题作了报告，舒教授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都排除从非人类存在者追问存在的可能性，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从非人类存在者的角度追问存在提供可能，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人工智能的存在，还要研究与人工智能共在的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及其关系，这是追问存在的新的探索之路。华东师范大学王寅丽副教授的报告《“世界”的拆毁与更新：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对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的解读比较》认为海德格尔和阿伦特都从基督教“实际生活经验”的角度解读奥古斯丁，但海德格尔更关注奥古斯丁的遗忘而非记忆，阿伦特则关注《忏悔录》第一卷描述的欲望和记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贺念副研究员在报告《论尊严的存在论基础：再思海德格尔的康德伦理学批判》中认为康德理性主义进路的尊严观难以揭示非理性存在者（例如婴儿）的尊严，且意味着人会因为某些不道德的行动而丧失尊严而可遭受“非人的对待”，而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尊严来源于人向善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可以有效回应康德面临的困难。他还通过重构海德格尔的康德伦理学批判揭示了人之尊严的存在论基础。苏州大学李红霞副教授的报告《存在论伦理学作为“元伦理学”——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的伦理维度刍议》批评了学界流行的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缺乏伦理学维度的观点，认为海德格尔要求的是人去找到本质性的、本源的伦理学，因此其存在学说有作为“元伦理学”的可能性。同济大学窦绪凯博士后的论文《自然与自由的相互关联——论海德格尔对谢林思想的继承与推进》提到海德格尔以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为视角来解读谢林哲学，认为谢林把对自由的理解从对人的意志的依附中释放出来，而将其视为存在的一种规定，但由于谢林将意志活动视为源初存在，因而仍囿于一种“意志形而上学”。
（分论坛现场：贵州大学张柯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湖北大学舒红跃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四川大学熊林教授对报告进行评论）
“德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及效应”主题共有9场报告。华中科技大学张廷国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现象学的新维度》，张教授指出胡塞尔现象学开启了根本有别于自然主义的思维态度和思维方法的新维度，并从现象学是什么（一门采用现象学方法的严格科学）、现象学的问题域（研究显现者如何显现）等角度阐述了胡塞尔现象学所开启的有别于传统哲学的新革命。西安交通大学王嘉新副教授在报告《意识生命的本质与还原——胡塞尔和狄尔泰》中认为狄尔泰基于生命（体验）对精神形式的研究，在胡塞尔得到了深刻的继承，但胡塞尔对严格科学的要求和对描述心理学的批判使其与狄尔泰对生命的揭示有本质不同。华东师范大学牛文君副教授的报告《精神科学的逻辑演进》认为精神科学本质上遵循对话逻辑，它是存在的逻辑，也是认识和方法的逻辑，需要通过理性批判、商谈论证的方式来建构知识与社会规范。四川大学杨顺利副研究员的报告《阿多诺与否定的政治思维》认为在阿多诺的思想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是隔绝的，并用康德“没有目的的目的性”对此进行解释，以拒绝规范性的实用目的，从而维系理论本身的自主性，使理论思考不被社会实践制约。东北师范大学陈士聪副教授在报告《新冠疫情背景下对国家和个人自由关系的反思——从阿甘本回到黑格尔》提到阿甘本反对国家因疫情进入例外状态的根源在于认为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相互抵牾，与之相反，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个人实现自由的保证。湖北大学庄威副教授的论文《关于“先验的东西”：其表现和数量，其消解与未来》梳理了从康德提出先验概念并划分出多种类型的先验，费希特提出“元先验”，马克思的实践议题扬弃了先验哲学，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使先验概念回归，直到当代心灵哲学消解先验的历史脉络。北京化工大学赵静讲师在报告《作为“批判价值论”的法哲学——价值哲学影响下的拉斯克法哲学思想研究》中提到拉斯克认为历史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最高形态，因而对法律对象进行价值论确立，诉诸绝对主义来反对历史主义。湖北大学博士后彭超的报告《人工智能伦理地位的德国观念论式考察》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还不具有实践精神即客观精神，也难以认为它具有主观精神即自我意识，因此有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其实是使用人工智能的人的伦理问题。
（分论坛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张廷国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斌副教授对报告进行评论）
（分论坛现场：参会学者进行交流互动）
“德国哲学翻译与研究”主题共有10场报告。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立群教授以《“为自然界立法”应解读为“给自然界确定定律”——对康德所用“Naturgesetz”一词不同汉译名的比较研究》为题作了报告，刘教授通过对比当前中译本对“Gesetz”及“Naturgesetz”的译名和汉语“法则”、“规律”和“定律”三个术语的词源及词义情况，认为康德所用的“Naturgesetz”一词在前批判时期的主要词义是“自然规律”，在批判时期的词义主要是“自然科学定律”。西南政法大学朱学平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让康德哲学说汉语》，朱教授使用统计学的方法，阐述了《实践理性批判》不同译本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并对比了哲学学者和非哲学学者的引用偏好。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包向飞教授以《外部世界的存在与（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为题作了报告，包教授将客观分为主体间性的客观和内在的阻抗性的客观（弱客观），以及外在的客观（强客观），而客观知识只存在主体间性。湖南大学丁三东教授以《席勒的“林中路”：“假道审美解决政治问题”是否可行？》为题作了报告，丁教授提到席勒认为通过我们对自己审美心境的培养，达成内心的自由，从而使自由人组成自由国家，但丁教授接着指出“假道审美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可行的，因为存在一些感性的东西可能会束缚我们，并且审美可能会危害权力的真理。贵州大学陈艳波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心灵何以具有历史性？——赫尔德的“经验”概念解析》，陈教授认为赫尔德把经验视作由心灵全体能力的有机作用而生成的感觉，并通过语言成为以文化和历史形式展开的人性内容，从而使人类心灵的历史性植根于经验的生成和展开的机制中。贵州大学胡嘉明副教授译介了日本学者浅沼光树的《一种反省的哲学——西田哲学的形成与康德主义》，该文认为真正的认识主观必须是思维和广义上的直觉的统一，因而是自觉的主观，这与康德对知觉和思维的统一的寻求具有一致性。黑龙江大学副教授李昕桐在报告《经验与知识——德国哲学“经验”概念的回归》中认为经验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经历了分裂和回归，表现为从古希腊的兼具科学和伦理的经验窄化为近代机械论的经验知识，而后经德国哲学为经验加入了生命体验的意蕴。河北大学周浩翔副教授的报告《“物自身”概念的价值意涵——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理解与诠释》认为牟宗三将物自身理解为一个价值的概念而非事实概念，且这种解读与康德哲学的旨趣保持一致。湖北大学白海霞讲师的报告《灵何以宁静——青年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幸福论的原子论解读》提出青年马克思基于伊壁鸠鲁伦理学是原子论的自由伦理学的前提下，论证了偏斜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动力，且心灵的宁静在于消除恐惧。衡阳师范学院彭志君讲师在报告《真理与自由——试析杨祖陶先生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观》中围绕杨祖陶先生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观的核心价值展开讨论，提出超功利性与功利性的统一，整体性与重点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教学、研究和翻译相结合、相统一，都是杨祖陶先生研究观的基本特征。
（分论坛现场：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立群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西南政法大学朱学平教授作报告）
（分论坛现场：贵州大学陈艳波教授作报告）
本次会议共收到清华大学、德国哈勒·维滕贝格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贵州大学、武汉大学7所高校11位研究生的论文。研究生分论坛于6月19日下午进行。经过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评选，共遴选出三篇优秀论文，分别是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龚李萱的《康德的良心法庭——三种高级认识能力的相互合作》，德国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博士研究生晏临风的《康德与实存命题的可能性——模态知性范畴运用而来的综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田昶奇的《康德经验自我——构成还是范导》。6月20日下午的闭幕式，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和安徽大学张能为教授代表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为获奖的三位博士研究生颁奖。
（黄裕生、傅永军、张能为三位教授为三位获奖研究生颁奖）
6月20日下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王咏诗副研究员主持了闭幕式主题发言。湖北省伦理学会会长、湖北大学戴茂堂教授和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两位学者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戴茂堂教授作了题为《康德艺术论究竟想说什么》的主题发言。戴教授认为对康德艺术论存在两个误解：首先，康德艺术论独立于批判哲学体系；其次，康德艺术论属于形式主义传统。针对第一个误解，戴教授认为批判哲学体系回答的是普遍性问题，如同知性解释现象界知识的普遍性，自由意志解释准则成为法则的普遍性，康德诉诸的共通感为情感的普遍传递提供了先天的保证。针对第二个误解，戴茂堂指出共通感只是情感普遍传递的先验条件，情感普遍传递的经验条件则是艺术，正是因为艺术欣赏着眼于单纯形式而脱离了私人偏好，情感传递才具有普世性。戴教授进一步补充，摹仿说和表现说两种艺术论的缺陷都在于无法促成人的社交性，而康德艺术论着眼于考察艺术促成人的社会交往，具有较强的人类学性质。在互动环节中，针对“情感传达的普遍性面临反例”的问题，戴教授指出共通感是一种假定，只有认可这种假定，才能解释审美何以可能。面对“后现代艺术旨在表达理念而非传情”的问题时，戴教授认为这种事实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何为艺术、何为真善美，再评估后现代艺术实践。
（戴茂堂教授作《康德艺术论究竟想说什么》的主题发言）
黄裕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马丁·路德与近代启蒙哲学》。黄教授认为马丁·路德真正确立了人类个体的本位地位：把个体（而不是集体或团体）作为理解、确立人与人之间、人与共同体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基点。传统教会严格区分了教会垄断的属灵阶层和世俗的属世阶层，路德的神学思想通过确立个体在属灵方面的平等，把人从“单位”中解放出来，从而把个人推到上帝面前，使他成为不可取代的个体。路德进一步区分属灵的自由意志和属世的自由意志。路德承认每个人具有属世的自由意志，也正是据此，人们才能履行“属世的义”，即外在行动符合律法及传统信条，世俗生活也因此而有秩序，人们也才有可能等待被救赎。另一方面，路德否认人们具有属灵的自由意志，因为这意味着人能依靠自己的属灵意志修得善工而称义，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否定基督对人类救赎的权能。因此，人不可能自义 ，只能靠信而称义。而信则在于通过决断认可福音书的要义，践行“爱人如己”的诫命。在互动环节中，针对“原罪和本罪何者在先”问题，黄教授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信仰与自由何者在先。对于基督徒而言，是先信仰，才得到解脱，似乎是信仰在先，但信仰的前提是能信仰，能接受召唤。因此，在先的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无根据的。面对“理性和神的关系”问题，黄教授指出要点在于如何理解“理性”：尽管认识世界也需要理性，但这不是最高的理性，最高的理性是自由意志，因此从自由意志，理性将通向宗教，宗教中真正的神也就是“理性神”，而不会有“感性神”。面对自己是否“在康德与海德格尔之间摇摆”的问题，黄教授回应称，哲学所做的就是摆渡工作。
（黄裕生教授作《马丁·路德与近代启蒙哲学》的主题发言）
（闭幕式现场）
（闭幕式现场：清华大学瞿旭彤副教授发表评论）
6月20日下午5点，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轮值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张廷国教授进行大会总结，认为本次会议体现了“德国哲学在中国”的特征，也显示了德国哲学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张教授代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宣布下一届德国哲学年会将在安徽大学哲学学院举办。安徽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能为教授代表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感谢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的肯定与信任，并表示欢迎各位学者前来参会。
（张廷国教授作本次德国哲学年会总结）
（张能为教授预告下一届德国哲学年会将在安徽大学哲学学院举办）
最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2021年）年会”在参会学者的热烈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