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本文拟选取一个在海德格尔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视角——身体，来追寻海德格尔空间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之所以选择身体为视角，不仅因为身体与空间天然的亲缘性，而且因为身体在海德格尔的空间建构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中心地位，海德格尔实际上将空间看作是此在身体性存在的根本方式，并由此将不可消弭的位置差异引入空间之中，颠覆和重塑了现代空间思想图景。如本文将展示的，身体的位置不仅是海德格尔借以突破现代广延空间而向更古典的空间观念复归的思想通道，同时也是将空间问题嵌入更深层的存在论思考的联结点，并由此成为推动海德格尔空间思想演进的内在动力。
一、《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
空间与身体位置
现代广延空间观念正是以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为前提的。身心二元论割裂了主体与身体的关联，将主体性仅仅归于纯粹意识，而将身体贬低为与其他物体无区别的现成之物。只有在如此敉平了一切区别、彻底去人格化的世界之中，空间才能被抽象为作为纯粹背景的广延：其中每一个位置与其他位置本质上都是可以互换的，并最终都被量化地表达为纯粹几何空间中的一个坐标点。空间作为坐标点的集合仅仅被看作是测量作为距离状态的切近和遥远的参数，完全沦为现代计算思维的产物。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纯粹几何化的广延空间概念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掩盖了生存论上原初给予的空间现象。从生存体验上看，我们向来已经置身于其中的空间是一个紧凑的、依秩序展开的“位置”的体系，决定不同位置之间关系的并不是可测量的客观距离，而是此在的生存活动。海德格尔举例说，比起“在街上”行走时遇见的熟人，就在脚下的街道显得相去甚远。换言之，此在的“在之中”必然带有一个属于自身的活动空间，其中存在者各自所属的远远近近的位置都是通过此在的操劳活动而被开显出来的。依活动空间而显明的这些位置显然不能被还原为广延空间中的坐标点，也不仅仅是外在的背景，而毋宁说是就属于存在者的显现方式，并始终关联着具身化的主体作为显现的揭示者。
虽然表面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没有深入身体与空间如何关联的问题，而仅仅聚焦于操劳活动的具体形式——“去远”与“定向”，但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对“去远”还是“定向”的分析都始终指涉着人的身体性存在，并以后者为任何空间现象的隐匿基础或者说原点。
在20世纪60年代的洛林根讲座中，海德格尔更加明确地将身体独有的位置与其他空间内存在者区别开来：
相比于“去远”，此在空间性的另一特质“定向”带有更明显的身体意味。如果我们不是身体性地在世界之中存在，那么最基本的方向感也无从想象。海德格尔诉诸康德的一段著名分析来证明左右方向感是身体性地“在—之—中”存在的根本存在方式：
虽然方向感的来源只能是人的身体性存在——锤子本身是无所谓左右之分的——然而前后、左右这些“主观”特质却原初地呈现在来照面的存在者之上，而不是我的某种内在感受的外在投射，我也不能仅仅通过自我反思而发现方向。换言之，使左右方向感得以可能的条件就是此在总已通过其身体性而被固定在存在者中间，与其他存在者相认同、相亲熟的能力。一方面，其他存在者固然是在我操劳所及的范围内、依我生存空间的方向向我来照面；但另一方面，我又何尝不是在为其他存在者所及的范围内呢？
此在总已经逗留在其他存在者那里，承受着其他存在者的位置，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确立左右方向，才能使我在生存空间中操劳这回事得以可能。如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契卡所指出的，方向感是“我们通达世界的原初的人格化方式，是“身体在周围世界中显现的特征”，是“我们的向存在者而在”。海德格尔后期也明确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对空间的生存论描述在两个关键点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那里空间作为“位置”的含义。首先，位置参与构成着存在者显现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无差别的背景，并由此突破了几何学化、背景化的广延空间观念的钳制。其次，位置作为边界是外在于存在者的，正如用具的位置与其说是由用具自身的物性因素(比如材质、大小)所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位置与位置之间的交互关系所决定的。
而其中最基础同时也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身体的位置与其他位置的区别与联系。只是《存在与时间》囿于自身的先验结构而只关注了空间性的第一重含义，即作为存在显现视域的空间，而压抑了身体主题，这也直接导致海德格尔写作《存在与时间》时悬隔了对身体与空间关系的主题化探讨。《存在与时间》通篇只有一句话涉及到身体与空间的本质联系：
此在根本上含有一种实际的涣散于身体性的内在可能性……作为实际存在着的，此在总是在其他存在者中间而分散于一个身体……我们描述的并非某个在其单纯性中的大的源初存在者，这个存在者接着会在存在者层次上分裂为许多的个体；而是要澄清在每个此在自身那里存在的多样化的内在可能性，对这种多样化而言，身体性充当了一个组织因素。……换句话说，在其形而上学的中性的概念中，此在本质上已经蕴含着源初的散播，这在某个确定的角度上看就是涣散……此在实际涣散的另一本质可能性就是它的空间性。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此处使用的“实际”与“涣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同义词。
结合被抛、实际性、涣散、身体性这些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身体性就是此在存在的一个基本方式。并且由涣散所标志的这一存在方式的根本特点就是：此在被抛出自身之外，被它所不是的存在者所支配，通过归属于它所不是的存在者，而成其自身。涣散以身体性为根基，以空间性为本质可能性。从涣散的角度看，身体不得不显现为空间的中心，或者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表述，身体充当了空间的组织因素。具体而言，作为空间的组织中心的身体在双重意义上是涣散的。
涣散的双重含义恰恰照亮了《存在与时间》中空间思想的局限性。《存在与时间》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仅仅关注了涣散的第一重含义，即揭示上手之物的“近”奠基于主体的“这里”，体现的仍然是典型的先验思路，指向的是存在者显现的可能性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可以顺利地将空间的意义归结为时间，归结为此在自由的筹划能力。事实上，涣散本质的模棱两可性已经决定性地突破了先验框架的窠臼。涣散所对应的是身体性/空间性现象核心处的交错关系，即，不仅仅是此在从自身位置出发为其他存在者的位置奠基，而且此在的位置——此在的“这里”——也要从远处，从其他存在者那里得到奠基。换言之，此在的自由本身也是被奠基的，奠基于此在身体性地被抛入其中的有限境域。如黑尔德所总结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一个最大洞见就是发现“在事物之显现方面的自由经验恰恰是在与某个先行给定的有限境域的联系中才是可能的”，并且，这种自由与有限性的原初关联总已经实现在我们以我们的肉身进行生活和行动的方式之中。
由此，从海德格尔空间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看，1928年讲座中作为涣散的空间观念就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角色。它不仅将《存在与时间》中已经隐含着身体的位置与其他诸位置之间的张力关系带向显明，而且推动着海德格尔哲学的思想框架从《存在与时间》时期的先验结构走向一种关于存在自身显现的后主体主义理解通道。就此而言，涣散的双重含义——如一个硬币两面一样——既是对前期先验路线的补充，也是对先验路线的反转，让我们从仅仅关注作为存在显现视域的空间，转而关注显现视域如何已经以一种隐匿的方式被预先给予了主体，关注世界与大地的游戏。海德格尔后来试图以“大地”名义思考的那些关系也正是海德格尔此处在涣散的名义下试图探索的关系，即此在与其他存在者隐秘地相互联系、相互托付、相互给予位置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先于主体超越的、自由的揭示能力。
相应地，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也就从揭示生存论空间构造过渡为思考有死者栖居大地之上的本真空间。
从身体性存在的视角看，海德格尔在空间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正对应着空间性的双重含义——我们在前两节所梳理的——由隐到显的变化过程。《存在与时间》之所以能将空间归结为时间，是因为它将空间仅仅理解为其他存在者来照面的活动空间暨显现视域。而就存在者的位置总是为时机化的生存活动所揭示而言，时间性就被把握为空间的可能性条件，或者用海德格尔式的术语说，此在时间性地设置空间。一旦我们超越对上手事物的位置的关注，转而追问揭示着这些位置的生存活动本身的位置，追问作为诸位置的原点——身体自身——的位置时，作为存在显现的先验视域的空间观念就被作为让—在场的本真空间观念所代替。
本真空间的最典型形象就是诸位置的相互关涉与共属一体，比如对天地神人的四方整体而言，空间的本质就隐含在这些位置交错关系之中。空间与其说是由人的生存活动所设置的，毋宁说，人的自由筹划的生存活动只有基于对这些先行被给予的位置的承受才得以可能。正如前述关于方向感的分析所解释的，我在一个房间里自由定位自身的能力恰恰基于我已被抛入在存在者中间，与其他存在者相认同、相亲熟的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海德格尔前后期对“近”的不同使用方式来更清楚地展示这一演进过程。
《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仍然持续地使用着“近”这个词及其各种变化了的形式，但意义重心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近”不再仅仅是存在者来照面的方式，“近”首要的含义毋宁说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后期所谈论的“栖居”的原始含义就是“在邻近处居住”，切近到一任自身为物所召唤，一任自身为物所限制。相应地，那能够起聚集作用而使一个空间成形的东西不再是此在，而是“物”!如海德格尔后期在《筑·居·思》所讨论的“桥”的例子：
首先，海德格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基于身体性存在的位置经验才是最原初形态的空间经验；相反，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均质的、敉平的广延空间反而是丧失了原初空间经验的结果。因而，广延空间在现代思想与文化中的统治地位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表征，代表了一种世界丧失的状态。
其次，当海德格尔将空间性看作人身体性存在的本质可能性时，海德格尔发展了一条重要的通达原初身体现象的思想通道。我们最本己的身体被揭示为一个境域化的概念，身体承载着我们在存在者中间预先被给与的活动境域，是主体在世存在诸关系的扭结，也是自由与有限性的交汇点。与一般印象相左，海德格尔才是第一个将空间理解为具身化主体介入世界中的可能性的现象学家，并下启了帕托契卡、梅洛—庞蒂等人的身体现象学探索。
最后，海德格尔通过复兴位置观念而表现出向更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空间观复归的倾向，但是这种复归同时也是超越，因为海德格尔已经置换了位置系统的存在论基础，将之由实体化的宇宙论图景转变为立足于身体经验的境域化概念。由此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更契合于现代语境，也能更敏锐地诊断出现代性生活的弊端。高度技术化的现代世界的病症之一就是身体活动领域和能力的萎缩，而一种身体性的位置—空间理论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识别出这种由身体经验弱化、萎缩所导致的生存论危机。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海德格尔空间理论代表了现代空间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尚有巨大思想潜力和实践可能性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