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存在着”（seiend）意味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提存在之意义的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Sinn von Sein）。[1]
——海德格尔
TLP 6.44 并非这个世界如何存在，而是——这个世界存在——是神秘者（Nicht wie die Welt ist, ist das Mystische, sondern daß sie ist）。[2]
——维特根斯坦
01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我或许能想象，海德格尔用在（Sein）和畏（Angst）所指的东西。人有一种碰撞语言边界（Grenzen der Sprache）的本能。比如您对此等惊异的思索：某物实存着（etwas existiert）。此等惊异不能以某种问题的形式得到表达，也根本没有答案。（对此）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从先天上说都只能是无意义（Unsinn）。虽如此，我们仍在碰撞着语言的边界。克尔凯郭尔早已看清此等碰撞，甚至给出了完全类似的说法（对悖谬的碰撞）。对语言边界的这种碰撞就是伦理学（Ethik）。——摘自魏斯曼记录的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12月30日在石里克家中的谈话[3]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讲过如下话语。思想立于其内的困境，就好比一个在房间内的人想要从这个房间出去。首先他想要从窗户爬出去，但是窗户对他来说太高了。然后他想要从烟囱里钻出去，可是烟囱对他来说又太窄了。如果他现在转过身来，他会发现，门一直是开着的。——至于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n Zirkel），我们总是在其中运动，陷于其中。现在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寻求关于赫拉克利特的核心残篇中ta panta（万物）意义之线索，却没有让我们自己进入到这个残篇的深入阐释之中。因此我们关于赫拉克利特ta panta（万物）意义之探究也须保持为暂时的。——摘自海德格尔与芬克主持的赫拉克利特讨论班（1966/1967年冬季学期第二次课程）[4]对我们来说，存在者整体（das Seiende im Ganzen）——ta onta——只是一个空洞的词。对我们来说，这里不再有希腊意义上的存在者经验。相反，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现实的是，是事实者”（Wirklich ist, was der Fall ist）（这意味着：那个落入某种规定的东西，让自身被设定，可规定者），多么诡异惊悚的陈述啊。——摘自海德格尔勒托尔讨论班（Le Thor Seminar，1969年9月2日）[5]（1971年Philosophy Today刊出由Dennis Anthony Rohatyn撰写的A Note on Heidegger and Wittgenstein上说：“啊，这终于发生了。坚冰终于被打破了。海德格尔终于引用维特根斯坦了……”[6]）
泛泛地说，“欧陆哲学”（Continental Philosophy）和“英美哲学”（Anglo-American Philosophy）、“（广义）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广义）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7]之间的对话交融在20世纪下半叶已愈渐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界的一个关键性课题。众所周知的是：所谓欧陆哲学、英美哲学、（广义）现象学和（广义）分析哲学这些概念其实都是非常含混的，根本没有任何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它们相互间的界线完全不清晰，它们在外延上是“相叠互交的”（overlapping）复杂关系。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从字面上看是以“地域-国别-文化传统”区分的，但这样的区分是难以泾渭分明的，比如维氏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既属于欧陆哲学、也属于英美哲学。而欧陆哲学也绝不等同于广义现象学，无论现象学如何扩大自己的可能地盘（外延），终究也无法涵盖20世纪以来所有在欧陆发生发展的哲学-思想。现象学亦可在英美蓬勃发展，而分析哲学生发的一些最重要源头（比如弗雷格与“维也纳学派”等）原本就在欧陆，而在最近二三十年，分析哲学又正在发生着某种强烈的重归欧陆的思想运动。这些概念都难以维持某种内在之“绝对同一性”内涵，它们各自内部都是充满着各种“异质性-歧义性”或“（绝对）否定性”的，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各成员之间都充满着各种“诸家族相似性”（Familienähnlichkeiten），它们都一直不断地在“重新生成着-变异着-自行否定着”。因此，我们这里所谓的“（欧陆）广义现象学和（英美）广义分析哲学之间的对话交融”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温柔的或者含混的说法，而本书也根本无意亦无力对二者展开任何实质比较的宏大叙事。在笔者看来，海氏和维氏更多的或者更本质的不是分别作为20世纪“欧陆哲学-广义现象学“和“英美哲学-广义分析哲学”中的诸多代表性人物中的“随便两位”——而是——作为“同时代”的两位本质性的“对生-对构-对成”着的“存在之思者”的——正所谓天降大任于“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也！[8]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海氏与维氏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动西方哲学-思想的未来走向。……02上卷“在——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题解关于本书上卷题目“在——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顾名思义即为：通过海氏与维氏（哲学-思想）来研究存在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以贯通二者早期晚期思想、广涉二者诸多重要路标作品的作为“真理-[9]存在-语言”之“存在思想三元结构”的整体视野来展开对二者哲学-思想的系统比较研究。一方面，“真理”（Wahrheit）、“存在”（Sein）和“语言”（Sprache）分别是我们为之殚精竭虑的终极问题，然而对其中任一问题的追问都不可能“单独”做到，只能在与其他两个问题的连带思考里我们才能为其中任一问题的反思赢获实际进展，因此笔者将这三个连带的问题表达为“真理-存在-语言”。“真理-存在-语言”正是本书上卷探问之“主题”，或可谓是上卷追问之“存在问题”的某种拓扑形变。另一方面，笔者要尝试比较的分别是海氏存在思想与维氏存在思想。所谓“存在思想”（Denken des Seins），简单地说，即是“从存在之真理而来的语言”或“语言存在之真理”（其中“语言”为动词）。真理、存在和语言正是存在思想的三个“元素”（Elemente），存在思想即作为“真理-存在-语言”的原始三元结构整体。说“海氏存在思想”，这当然是很“自然”的，而要说“维氏存在思想”，这却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诧异、费解。笔者的确是将“整个”的维氏哲学-思想依照其本来面目从而作为“一种”存在思想来重解、重构和展示的。因此，上卷思路所显示的是如下的一种“复调”结构：作为“存在思想”三元结构的“真理-存在-语言”本身既是我们追究的“终极问题”（笔者一直期望海氏暨维氏在此问题上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和帮助），同时也是我们重解-重构-比较海氏与维氏哲学-思想的根本“视野”和“方法”。我们比较的存在思想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思想。这里的海氏（作为（欧陆）广义现象学运动的领袖之一）和维氏（作为（英美）广义分析哲学传统的开创者暨代表人物之一）首要地乃是分别作为不同的“存在之思者”（Denker des Seins）。泛泛地说，（欧陆）广义现象学和（英美）广义分析哲学也分别是存在思想自行显示于现时代的不同姿态，它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语言着“存在”。而海氏与维氏都是回应 “存在之要求”的本质性思者，他们以极不相同而又确呈某种有趣“对撑”的方式语言着“同一者”（das Selbe）即“存在”。[10]所谓“比较”（vergleichen）并非是去“系统”地罗列“同”和“异”，而是试图执行“比”-“较”原始力量之“绝对命令”[11]，尽力去应和-维持-看护那种原始的双方争斗-较量-对撑-相属-亲和-嬉戏的局面。笔者试图首先“分别”比较存在思想三元素真理、存在和语言如何“之于”[12]海氏与维氏，然后再“整体”比较他们的存在思想；在分别解释-展开每一个分部（比如“存在”之于海氏）时，会适时地连带-指引出别的分部（比如“语言”与“真理”之于海氏，和“存在”之于维氏）；对二者各自不同的存在思想及其三元素的“展示”进程，也正是对二者存在思想及其三元素的“比较”进程，这两个进程是“一体两面”、“同时”开展的。笔者对海氏与维氏存在思想的追踪将试图在他们思想的“开端时期”（至迟在“一战”前后）与“完成时期”（维氏40-50年代，海氏60-70年代）之间“反复迂回”，因为笔者从不认为其间发生过什么根本性的断裂：“因为你如何开端，你就将如何保持”（荷尔德林语）；海氏暨维氏从一开始就已经游移-筑居在存在思想“另一开端”的邻近处，虽然他们还操持着易为旁人所误解的、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13]或“存在学”（Ontologie）所长期占用过的话语：如海氏“基础存在学”（Fundamentalontologie）、“存在”（Sein）和“真理”（Wahrheit）等，维氏“逻辑形式”（logische Form）、“命题”（Satz）、“现实性”（Wirklichkeit）、“对象-实体”（Gegenstand-Substanz）等。当然笔者只能尝试采集引导他们存在思想道路的数个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作为比较的“路标”，而不可能直接关涉二者所有的文本著述。[14]此外，本书依据存在思想三元结构原始视野所做的比较研究自然只是所有海氏与维氏哲学-思想之可能比较研究径路当中的重要“一种”而已，而非“惟一”之路。03
存在思想三元结构：真理-存在-语言[15]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有诸多难点，二者虽共同在世逾60载，但相互间罕有实质性的交流-交锋。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维氏只“略微直接”提及海氏一次，而海氏仅在其晚期“略微直接”提及维氏两次，“略微间接”提及维氏一次。[16]根据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的记录，维氏于1929年12月30日在石里克家曾谈到他读过一点海氏著述[17]，并且表示他或许能想象海氏“存在”（Sein）和“畏”（Angst）之所云[18]。在海氏与芬克（Eugen Fink）主持的赫拉克利特讨论班（Heraklit Seminar，1966/1967年冬季学期第二次课程）中，海氏（正面）引用了维氏将哲学思考比喻为“一个困在房间内的人到处找不到出口，却没有注意到房门本来就是开着的”[19]。在该讨论班的第12次课程中，海氏针对某参与者引用维氏《逻辑哲学论》命题“语言是有机体（Organismus）的延伸”，间接回应说：“人们可以在Jakob von Uexküll[20]的意义上理解有机体，也可以把有机体理解为生命系统的运行。”[21]而在海氏勒托尔讨论班（Le Thor Seminar，1969年9月2日）里，似乎海氏对维氏《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现实的是，是事实者”（Wirklich ist, was der Fall ist）表达了某种惊讶，似乎海氏认为这句话不再保留任何海氏“同情-思念”的古希腊人那样的“从自行去蔽着或自行现象（显现）着的存在者而来的经验”[22]。一个被计算在现象学阵营，精通的是现象学方法和哲学-思想史，而另一个据说是隶属分析哲学传统的，擅长的是语言-逻辑-分析。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性格、文风、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等等，其间差异-距离都太大了，大得几乎不能让他们挨拢到一起以行比较……但笔者认为，如果着眼于“存在思想三元素之结构整体”，适切地如其自身本然地那样去将二者分别放回到存在思想史各自独一位置之上——对二者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就会赢获一个前所未有、豁然开朗的全新原始视野。缘于“存在”（Sein）问题的终极不可回避性，西方哲学-思想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就存续着“存在之思或存在思想”（Denken des Seins）。“存在思想”是指：“从存在之真理而来的语言”，也即，“语言存在之真理”（“语言”为动词）。[23]这里的“真理”（Wahrheit）、“存在”（Sein）和“语言”（Sprache）是指存在思想的三个“元素”（Elemente）或“维度”（Dimensionen），它们各自都有着相应的、极大的游戏-解释空间，它们“一起”经历了从古希腊早期的“原始存在思想”或“前-存在学的存在之思”（vor-ontologisches Denken des Seins）经过“存在学”（Ontologie）、再到以海氏与维氏为代表或例子的“新-存在思想”或者“后-存在学的存在之思”（meta-ontologisches Denken des Seins/post-ontologisches Denken des Seins）的演历。[24]每一（真正的）哲学-思想家的哲学-思想里，都有其不可或缺的独特的“三元”存在之思：真理-存在-语言。它们的三元两两关联实际应表示为：在这个“倒三角”的存在思想三元关联中，存在单独位于下方，这是否已经暗示了存在在三元本源的平权平等关联中所独享的那种“（最后）基础性/奠基性”呢？笔者对此颇为踌躇。一方面，笔者认为或者坚持存在之思三元真理、存在和语言相互间完全互释或对撑的平权平等关系；但另一方面，笔者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对三元中的存在元情有独钟，其他二元不过都是这同一个存在元之不同拓扑显现方式而已。[25]实际上，类似的“踌躇”在海氏与维氏自己的新-存在思想中都有发生，我们在上卷三、四、五、六章还可以慢慢体味。或许，这样的“踌躇”或“徘徊”原本就是存在思想三元结构之自行“现象”（显现）或“开路”（道路）吧。因此，我们可以将上图“补全”为下图。如图所示，“存在思想”三元结构“真理-存在-语言”中的连字符“-”原本说来其实绝非任何形而上学的或存在学的“线段”（象征的是某种单向度的“奠基”秩序），而是非-形而上学或非-存在学的诸元相生-相构的作为一个全体的“圆”（或源或元或缘或原）[26]。因此，真理、存在和语言既可以平权平等、相互“为底-去底”，也可以其中任一元（如存在）为恒久奠基之“底”。“线段”和“圆”或者“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之间的相互“转化”（Werden）凭依的就是相应的“时机化”（Zeitigung）了。[27]同理，我们须注意“结构”（Struktur）既可以归属于某种存在学-形而上学，亦可以随附于某种前-存在学的存在之思或者后-存在学的存在之思。质言之，我们绝不可想当然地认为“结构”一定是隶属于存在学-形而上学领地内的一个范畴或概念。最早的存在思想即“前-存在学的存在之思”展开自身为“无蔽（aletheia）-涌现（physis）-逻各斯（logos）”的三方两两“关联”（Beziehungen），它说的是：“涌现”（以）“逻各斯”（自行）“无蔽”[28]。涌现或无蔽的方式-道路有多种，但逻各斯（作为“存在”“遮蔽着-疏敞着的聚集”意义上的“语言”）是其中独一无二的方式-道路，这是缘自它与涌现-无蔽的天命关联。古希腊早期可视为存在思想史的第一个开端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与巴门尼德（Parmenides）：涌现、逻各斯和无蔽有着原始的“同一”，但不“等同”；不过就在这同一个开端处，存在思想已经先行做好了跳向“存在学”（Ontologie）[29]的一切准备，存在学的出场是出于存在思想自身“天命”（Geschick）之“发送”（Schicken）。如巴门尼德对于存在与逻辑（学）的原始思索，已经为后世存在与逻辑（学）的联姻铺设了道路。存在思想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完成了第一次转向。随着无蔽开始转变为作为命题之正确性的“真（理）”（Wahrheit），逻各斯开始“逻辑地说话”，思-言“它是”（es ist），开始成为“有真值的命题”——“涌现”（生生不息地争得在场）也就开始被制作为作为诸如eidos、idea等“外观”（Aussehen）的“现成存在者”（vorhandene Seiende）了。 所谓现成存在者就是指在“作为命题之正确性的真（理）”的召唤下，原本的涌现被命题逻辑地制作成的现成产品。存在思想进入其作为存在学的命定阶段：“命题之正确性-逻辑地说（命题）-现成存在者”。原先的存在之思中，涌现、逻各斯、无蔽之间并无高低秩序可言，而在存在学中，真（理）占据了首要的位置，现成存在者则被排在最末了，而“存在本身”（Sein selbst）就更是被“遗忘”久矣。存在学探讨的主题正是：为获得作为命题之正确性的真（理），存在必须被逻辑地说成是什么——即必须将存在规定为怎样的现成存在者。各种存在学都是对该主题的不同应答。而它们的难题也正是如何才能打通（说圆）这“做”出来的“现成存在者”与“涌现着的原初存在”之间的鸿沟与矛盾。当哲学家们已经在存在学的界限内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后，不“越过”存在学本身，不开辟-折回-转向崭新的道路，不经历存在思想范式的转换，存在就难以（自行）运思了。“存在学”（正确性-实体或主体-逻辑地说）在自身的范围内已走到尽头，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期候着存在思想的“另一开端”。海氏与维氏“新-存在思想”或“后-存在学的存在之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