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道威尔在《黑格尔与所与神话》中说,分析哲学从黑格尔的观念那里获得营养,这似乎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但是,当今哲学界的一个热点却是分析哲学与黑格尔主义的交缠图景(至少在匹兹堡学派哲学家们的论述中,黑格尔是他们思想论述的主角之一)。汤姆·罗克摩尔的论文《分析哲学和向黑格尔的回归》就是对这一思想图景的直白。但是,“回到黑格尔”涉及的问题依然要求对以下问题作出阐明:一是为何要回到黑格尔?二是回到黑格尔的什么?也许只有在给出一个对匹兹堡学派思想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总体描画后,才能解答上述问题。
首先,匹兹堡学派的思想家们对黑格尔思想资源的选择性利用与早期分析哲学家们的完全拒斥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早期分析哲学家们之所以抵制黑格尔,大部分原因在于误解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他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匹兹堡学派的哲学家们虽然处于分析哲学的潮流中央,本身具有分析哲学的诸多传统特质,但他们都反对以“外部世界的实在”这样的问题来衡量黑格尔哲学,因而不再出于对“唯心主义”框架的误解去拒斥黑格尔,而是选择性地去开发黑格尔思想的资源。例如,布兰顿就试图阐明,对客观性的界定不能在“实在论/反实在论”这样的语境中来进行,我们应当走出形而上学的游戏,走向一种与推论语义学相结合的实践考量,后者会呈现为一种有清晰结构的实用主义。布兰顿思考的关键在于,尝试从“社会的视角”去理解客观性的本质,这种视角既是古典实用主义的主要思路,也是古典实用主义对黑格尔遗产去绝对化后的选择性保留。
麦克道威尔承认自己在布兰顿的引导下发现了《精神现象学》的重要性,认为他的《心灵与世界》和布兰顿的《使之清晰》可以被解读为《精神现象学》的一个导论。麦克道威尔的“黑格尔式沉思”体现在其对黑格尔式整体性思维的采纳上,他认为并不存在单纯的自然法领域,价值和意义深刻地交缠在自然进程中,任何试图割裂它们的做法都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个体心灵和社会心灵。麦克道威尔虽然区分了理由空间与自然空间,但在他那里,理由空间并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与自然空间紧密相联,且根据自然进程不断地演化,而理由空间的演进反过来又影响自然本身的进程,两者之间的这种动态关系体现了麦克道威尔对黑格尔整体性哲学视野的沿袭。这种整体性视野也体现在布兰顿对黑格尔思想遗产即自然(physis)与规范(nomos)相交缠的处理中。他在《阐明理由》中说,“和其他任何语汇一样,自然科学语汇的应用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只有在精神科学提供的概念视域中才能被理解。自然研究本身也是有历史的,它的性质只有通过研究它的历史才能被把握。这一图景和启示要归功于黑格尔。”
对匹兹堡的哲学家们来说,黑格尔对规范的理解亦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思想遗产。黑格尔用社会实践语境替代了康德的先验路线,而这种语境几乎是实用主义式的。布兰顿指出,“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是,康德没有批判性地考察经验概念内容的起源和本质。黑格尔的主要革新在于提出,为了坚持康德的洞见(即心灵、意义和理性的本质特征是规范性),我们必须在社会性状态的基础上理解权威和责任这样的规范性状态。康德用理性活动来综合规范性的个体自我或作为统觉统一体的主体,黑格尔拓展了这一思路,用相互承认的实践来综合规范性的个体自我和他们组成的共同体。”布兰顿认为,黑格尔对规范的理解是推论主义的(inferentialism),规范的建立和应用是基于相互承认的推论性活动,这种相互承认属于一种主体间性的视域。在布兰顿看来,自律只有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如果没有相互承认,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主人就会变成无责任的权威,奴隶就会变成无权威的责任。由此可见,布兰顿将黑格尔所阐明的相互承认机制置于他对于规范的理解的核心。
其次,匹兹堡学派的哲学家们都是在语言转向后的语境中来消化黑格尔。将语言放在思考的核心位置是匹兹堡学派的传统,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形态与叙述方式呈现出迥异于古典实用主义者对待黑格尔思想的方式。分析哲学家们认为,超越语言而去搭建一个超历史的意识框架是一项必须放弃的事业,企图通过反思将“意识”或“自我意识”作为获取世界知识及其明晰性基础的哲学是一种坏的哲学。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事业就是这种坏哲学的范例。
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思考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认为“理性必须被镶嵌在一种语言秩序中”来运作才能够得到恰当的阐释。匹兹堡学派的思想家们就是在这种思想潮流之下发展他们自身哲学的。布兰顿的推论主义语义学实际上就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指引下,根据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思考模式来消化黑格尔的社会性视域,把相互承认置换成推论活动,并将后者移到了语言的使用当中,最后再将规范建立在使用语言的生物的空间中。布兰顿甚至在《精神现象学》中找到了一条隐藏的线索,即“作为精神的特定存在的语言”来使他对黑格尔的使用合法化,并借黑格尔思想资源来表述他的语义规范性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概念的使用决定概念的内容,换言之,概念离开了使用就没有任何内容。”总的来说,布兰顿在语言学转向后的语境中构造出这样一条思想路径:它是概念实在论的,并且是一种基于推论的规范语义学。前者使他与詹姆斯、杜威等人的经验主义划开界线,而坚持一种理性主义;后者则在改造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规范的关键性理解。麦克道威尔认为,与理性运作深度相关的语言作为不断积累的文化传统,不但确切地刻画了事实与价值的交缠,还能把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真正落实到一个历史性的语境中。他认为,语言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于互相证成的层面上展开的,而这就要求采取黑格尔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路线。
最后,匹兹堡学派的哲学家们非常认真地检视与利用了黑格尔在知识问题上的反表征主义立场。塞拉斯就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称黑格尔为“直接性”的大敌,并称他自己的这本著作就是初期的黑格尔式沉思。伯恩斯坦则在《实用主义的转向》中说,塞拉斯开启了美国思想界中复兴黑格尔的一条线索。匹兹堡学派的思想家们在维特根斯坦关于“词只有在使用时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思路的影响下,重新审视黑格尔哲学对“直接性”知识的拒斥。麦克道威尔在一篇分析塞拉斯的“所与”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康德通过把他的经验概念置于先验观念论中确证了他的思想仍然处在所与性的框架当中。他拒绝经验的直接性,但在他的图景中仍然存在先验的所与性。为了彻底驱逐所与性的框架,我们也需要根除先验的所与性。这就是我发现自己的说法听起来是黑格尔式之语境。” 麦克道威尔以“可以被驯化的修辞”来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去绝对化,以便于合法地利用黑格尔关于反表征主义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黑格尔式的修辞是可以被驯化的(domesticated)。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哲学见解的表达,即恰恰是保护常识的普通实在论。”麦克道威尔甚至还认为,康德的“一般经验的可能性的诸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的诸条件”。在这一观念以及它在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在之间取得的平衡中,我们看到了某种早期黑格尔主义的影子。麦克道威尔在评估黑格尔与分析哲学和解的可能性时说到,“我把黑格尔的概念描绘为对康德的所与性框架的驱逐。我是从指出黑格尔对于分析哲学无足轻重开始的,但是康德和塞拉斯已经位于分析哲学的舞台上,以我所论及的方式走进黑格尔,或许能让他对分析哲学来说也能成为可用的资源。”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